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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小学

桔子彩票开奖作者:李玉琢          发布时间:2017-11-02          浏览量:755次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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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 我的小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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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沟县北井子乡孙家屯是我出生的地方,我上小学的地方是屯子北边2-3里地的盖家坝小学。我在那里读到小学五年级上半学期。之后随父母“盲流”到黑龙江省鸡西市,转到朝阳小学读书。因此我的小学六年是分作两个地方读完的。

上学前,我跟大多数农村的孩子一样整天傻玩,没有人教你认字,甚至连数数也不会。哥哥大我十二岁,读书的地方比较远,只有星期天或者放寒暑假才回来。他对于我这个小屁孩没有什么可以交流的。但有一次,他带着我在野地里放马,跟我说:你快要上学了,会数数吗?我说,不会。他说,不会数数恐怕上不了学,我教教你吧。于是他教我从一数到一百。大概教了两遍,我就会了。

有一天我正在家里玩耍,盖家坝小学的校长葛玉铎来到我们家,站在窗口问正在炕上做针线活的母亲:这个孩子多大了?答:八岁(在农村一般说的都是虚岁)了。问:该上学了吧?答:是呀。问:大名叫什么?答:还没有大名,老师给起一个吧。葛校长询问了一下辈分,母亲告诉他范“玉”字(家族规范的辈分序列,名子中的某个字要符合规定)。葛校长沉吟片刻,告诉母亲:叫“李玉琢”吧。母亲连连称谢。当时他是否把我的名字写下来并给了母亲,我就不记得了。

1955年秋天,母亲托邻居孙家的六姐带着我去上学。那时六姐也是一个小姑娘,比我大几岁,早上了几年学。到了学校,六姐把我交给一位男老师,老师把我领到一边,让我数数。那时谈不上紧张,但也许是那一次哥哥教我之后,没有复习和巩固的原因,结果数到五十就怎么也想不起下面是什么了。我想起哥哥说过的话,不会数数可能无法上学了,第一次感觉到害怕。还好,老师收了我。现在想一想,在当时,有的农村孩子也许连五十也不一定会数到。

更可笑的是,葛校长给起的名字我竟然没有记住。第一天放学回家我把名字忘了。问母亲,她说她也不记得了,这可急坏了我。事有凑巧,哥哥从学校回家了,问他,他居然知道。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怀疑我的名字是不是哥哥的即兴之作,与葛校长起的完全不是一码事。哥哥后来告诉我,名字中间的那个字,应当是“毓”而不是“玉”。因此有几年我是把名字写作“李毓琢”的,后来发现连他自己的名字也写作“李玉福”而不是“李毓福”,加之那个字有点复杂,别人不容易认得,逐渐地都写成“玉”了。

第一次看小说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,哥哥那时在五龙背师范学校读书,放假带回一本厚厚的小说《苦菜花》。他可能是看完了,放在柜子上。我发现了,很好奇,拿过来看看,结果还真的看进去了,用了好多天把它读完了。不过不小心把其中的一页撕坏了,我害怕了,偷偷放回原处。哥哥是否发觉不知道,反正没找我算账。

一次上学的路上,发现一个同学在吃一种很大的辣椒,我们都很奇怪(之前农村只有很辣的尖辣椒),问他辣不辣,他说不辣,我问可以尝一下吗?他不给。我一把抢下辣椒朝他的脸上抹去,不知是辣的还是怎的,他哭着找老师告状去了。我因此被老师罚站,站在操场上不准上课。这是我上小学期间,最严重的也是唯一的一次犯错。

小学四年级的时候,我们的老师换成了瘦高个的孙成录。孙老师经常在放学之后,把我和班长孙天嵩留下,给我们讲武侠故事,包公啊,展昭啊,五鼠闹东京啊,就是那时候知道的。孙老师讲故事,让我和孙天嵩帮他判同学们的作业。第一次感到上学有意思,也第一次感到被老师信任是多么的自豪!有一次,孙老师给我一篇学说普通话的快板书让我练,并送到东沟县去比赛。第一次站到那么多人的面前,我在台上居然忘了词,憋了好半天才勉强凑合下来,大有落荒而逃之态,我感到很对不起老师。后来孙老师要调走,他专门借了一套衣服和一块手表,在学校门前照了相,洗了两张送给我和孙天嵩。他还让我和孙天嵩合照了一张。那是我们第一次照相。

小学三、四年级的时候,正是“三面红旗(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)”兴盛之际,有一些东西也涉及到小学生,因此至今还有印象:比如除四害,捉麻雀,交麻雀腿;打老鼠,交老鼠尾巴;大跃进,在学校深翻过土地;赶美超英,搞大炼钢铁,上交过破铜烂铁;亩产万斤粮,放卫星,拔白旗;人民公社,吃集体大锅饭。这些运动都像一阵阵风,搞得人人不得安宁。那时候我们还小,看不懂,都当作热闹看。事后想想,没有几件事是做对了的。后来听说葛玉铎校长被打成“中右分子”,因此离开了学校。他具体犯了什么错误,我们不知道。

这期间我得过一次胸膜炎,疼痛难忍,必须把身体靠到被垛上胸部才好受些。母亲为此到村里的山神庙祈祷过,并弄回一点香灰让我服下。后来怎么好的,记不清了。每学期的开学是我最不安的时候,因为要交学费和书本费了,仅仅几元钱常会难坏了能干的母亲。

当然,也有一些好玩儿的事情发生在那个阶段:我们屯子中间有一条河,河里有鲶鱼、鲫鱼、胖头鱼,我们这些半大小子星期天或者放暑假的时候,经常脱得光光的(农村孩子没有裤衩)跳到河里玩耍,摸鱼,或者摸河蟹。摸到河蟹有时手会被蟹钳夹得很疼很疼;河两边是大片的芦苇塘,可以捉迷藏,可以捡鸟蛋,还可以在河滩上捉一种小螃蟹。那时候田野里各种鸟儿非常多,可以用榆树枝做成“扑网”,系上用玉米虫做的诱饵,扑到鸟放在高粱杆编的鸟笼里,但它们一般都很难养活。有时,我们还爬到草房的屋檐下掏麻雀窝里的鸟蛋,晚上打着手电捉麻雀(麻雀在手电光下不会飞)。 只有一种鸟儿我们不敢动,那就是燕子——大人告诉我们:燕子是益鸟,是捉虫子的。每年春天它们飞来,在家家的房梁上做窝,孵出黄嘴丫的小燕子。我们经常仰头看着大燕子衔回虫子喂到小燕子嘴里,小燕子伸着脖子一口吞下,狼吞虎咽的。

几十年后我回到孙家屯,有人认得我,说我上小学时连书包都没有,经常夹着书去上学。尽管这件事我记得不是很清楚,但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。家里虽然清贫,但我的母亲是要脸也要强的人,她不会让家里的孩子穿着没有补好的衣服上学,更不会连做个书包都不舍得。

1960年春节后,我们一家人随父母“盲流”到了鸡西。父亲一开始只能找一些临时性工作,比如到钢砖厂砸石头。花岗岩的粉末是耐火材料,用它做成的“钢砖”衬到炼铁炉的内膛。那时我只有十二岁,在没有开学之前,我也跑到石场帮父亲的忙。父亲抡大锤砸大石块,我用小铁锤把它砸成鸡蛋大的小石块。一次父亲一大锤砸下去,一个小石渣从他的裆下飞出,不偏不倚正打到我的右眼上。父亲赶忙把我送到医院。我转到朝阳小学上学的时候右眼是带着眼罩的。大概一个多月之后眼罩摘掉了,但视力从此受到影响。从那以后,我一直是一只半眼睛。

转学是要考试的。跟我同时转学的还有一个叫鲁凤才的同学。安老师把我们带进教室介绍给同学们的时候,专门提到我一句:这位带眼罩的同学叫李玉琢,算数考了九十分。在新的班级里,除了我带着眼罩有点怪模怪样,我的一口东沟县的土话(接近山东话),也经常引得同学们嬉笑不止。因此在课堂上我不太敢举手发言,怕人笑话。有一天放学的路上,高年级的一个姓郝的同学堵在路上居然要打我,他用锄头的木把怼了我几下。究竟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搞清楚。但这一次被打,让我暗暗发了一个誓:等长大了一定要报仇。几年以后,那位郝同学就在我家附近的鸡冠山小学当了体育老师,我始终没有找到报仇的机会。至今没有。

记得在新的学校第一学期考试排榜,我列在袁念英、贾宝森、蔡伟、金思录之后,为第五名。

那时候正赶上所谓的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的困难时期,突然之间人们普遍陷于一片饥饿之中。我们十二三岁正是能吃和长身体的时期,但每天吃不饱,用各种野菜、树叶、地瓜梗、酒糟掺到粮食中,勉强度日。每天上学,最为难的是母亲,她不知道该给自己儿子的饭盒里带点什么去上学。

大概在1961年,我上学的时候咳痰带血,到医院检查说是得了肺结核病。母亲陪着我隔三差五到市立医院打青霉素、链霉素。有时住在市里的亲戚丛家大嫂陪着我。大概半年左右吧,完全康复了,功课并没有受到影响。后来还得过腮腺炎,母亲用土办法——仙人掌捣碎了糊到脸上,难看是难看点,但几天就好了。

班级里最要好的同学叫侯振富,鸡冠山菜社农民的儿子。兄弟姐妹五六个,家境条件也很差。侯振富最大的优点是能干活,会干活。每一次班级劳动他都干在最前头,然后回头主动帮我。星期天或者放假,都是他叫上我,一起到鸡冠山上割柳条,打树根。他初中一毕业就回家务农了,后来成了鸡西市很出名的劳动模范。

1961年夏,六年级最后一个学期,我考了全班的第一名,同学和老师都很惊奇,自己也很得意。但考中学的时候,自己却感觉不大好。第二天放学几个同学一起回家,路上碰到班主任安老师。安老师跟其他几个同学打招呼,并询问了几句考试的情况,但独独没有跟我说一句话,我心里不好的感觉因此而加重了,再见到安老师常常会躲得远远的。

小学毕业已经过去了五十六年,很多事情已经淡薄,甚至同学的名字能记住的也不太多(安老师的名字我也忘了)。不久前高中同学组织毕业五十周年聚会,大家住宿和活动的地点就安排在朝阳一带。我立即想到那是我小学毕业的地方。回忆这些久远的事情,总有一种绵绵的温情在里面,让人无法忘怀。

2017年6月9日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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